1957年11月17日，届时为发表《新人口论》后4个月，批判浪潮来临前夕  马寅初的远见和勇气本刊编辑部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作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其后数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党外盟友，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察开启民智，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中国为什么穷》、《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我们应该怪什么》等演讲。1946年，上海18个经济学术团体为马寅初64岁寿辰庆生，打出一面“马首是瞻”的锦旗。“‘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我爷爷的这句话传播很广，很多人佩服他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马思泽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他笑着说，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我爷爷的性格确实具有嵊州人特有的那种倔强，但通常他为人做事、撰文演讲的风格很平实，很多时候又显得诙谐幽默。在‘新人口论’遭到全国范围持续的口诛笔伐、‘右派’帽子随时可能扣下来的政治高压态势下，他居然还会公开撰文调侃自己被批得‘心广体胖了’，‘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可见他那深入骨子里的倔强和幽默。”“爷爷个头不高，脸型和体态均很圆浑，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棱角，完全不像个‘战士’。他将‘事’与‘人’分得很开。听我父亲讲，在重庆时期，爷爷在各种场合撰文演讲，猛烈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财税政策，但同时又仍能与他们交往，所以在重庆大学的师生为深陷囹圄、失去自由的爷爷举办60寿辰庆贺会的时候，孔祥熙也送来了贺联。爷爷非常敬重和感谢周恩来总理，但在如何对待人口问题的观点上，他谢绝了周总理的劝导，选择了拒绝认错。”
 
 不听周恩来劝阻马寅初从来就不是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解放初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一边参与指导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一边努力学习俄文，学习马列主义。1951年6月，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北大解放后第一任校长。就职演讲中，他说：“同学们或许要听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要使诸位同学大失所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的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贯彻为任务！”他号召教职员工学习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了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向前进”。他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当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之邀到北大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此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这是建国后知识分子失掉独立性的开始。当年的《人民日报》陆续刊登了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检讨》、李宝震的《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文章。
为了让北大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过关，马寅初专门到周教授家中给他做工作。马寅初在一个台阶上跳上又跃下，对周说：“只要下决心改造，就如同这一跳，就改造过来了！”“讲政治”的表现还有，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不少人提出党委撤出高校的建议，马寅初在会上大声反对：“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与新政权的紧密结合，曾使得有人在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痛遭挞伐时，偷笑他“拍共产党的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热忱发自内心，那些“讲政治”的话语和行动，恰如《圣经》所说的“我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润”、“思泽”、“思东”……几乎每个孙辈的名字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景仰。但他无论是治学还是参政，始终以调查和实证为凭据，也因此不曾陷入高呼口号和惟意志论的歧途。1958年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他身居高位，跟政治家们走得很近，为什么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马思泽坦言，“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想一是他爱说真话的个性使然，他身居高位，却不迷恋高位，所以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另外一方面，他用的是自己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对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把握。”自1953年起，马寅初每年都回浙江走访、调研，有赞有弹，从未停止过逆耳忠言的进谏。他的《新人口论》中关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的核心构想也是经过3年的实地考察后方才提出的。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作了发言，“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故我主动把发言稿收回”。等待观点公开的日子里，他曾对《文汇报》驻京记者说，“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看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人在哪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马寅初与周恩来私交颇深，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担忧他的处境，亲自约见他并进行深谈，给他做劝导工作。他在一夜深思之后，把自己的最终决定写进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的“附带声明”中：“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在准备攻击毛主席的炮弹”1961年初，已经“下台”的他上书中央，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惟意志论等问题坦率陈词，“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1962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身份到老家嵊县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指示当地县委、县人大：“马寅初此次出京视察，是为了搜集情况，准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炮弹的，你们要事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发炮弹也不能让他搜集去。”浙江省委统战部也作了指示，“要密切注意马寅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好秘密记录(作记录时不能让马老看见)，于每晚11时用电话向省里汇报。”余国柱时任嵊县副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商量来商量去，由我和统战部工作人员蒋文儒同志负责全程陪同，我顿时感到担子沉重。”马寅初到浙江后，时任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奉命”以同乡和朋友的身份陪同前往嵊县，“当晚，为马老接风，我们几位副县长都作陪。席间，马老闷声不响，埋头吃饭。不知是因为长途奔波累了，还是因为马老感觉到我们心中有鬼，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马寅初休息后，余国柱等人赶紧与丁友灿一起商量、研究第二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布置防范工作。马寅初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约见嵊县城东科技站的技术员杨木水，这位桑蚕养殖辅导员1961年给毛泽东和马寅初分别投书，提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反对办食堂，反对大锅饭”。接待组事先精心组织了人选，准备了一场以“大讲农村生产自救大好形势，批臭‘包产到户’反动理论”的座谈会，通知杨木水参加，但不给他机会发言，并且要让马寅初在座谈会上“受到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没料到马寅初把杨木水单独叫到宾馆，“砰”地一声把接待组关在了门外。“我和丁厅长、尹秘书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情急之下，他们叫来一名县医院年轻护士，命她以照顾马寅初身体为由敲门进去，不料刚进去几分钟，小护士就被打发出来。余国柱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去敲门，赔笑说：“马先生，是这样，您的指示很重要，县委怕有所遗漏，特意派了一位速记秘书来听候您的调遣。”马寅初面露愠色，再次拒绝了接待组变相旁听的要求。他同杨木水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10天后，马寅初因病提前结束调研，余国柱等人带着忐忑的心情送他离开，经集体研究送了他10斤年糕、5斤榨面、一个猪头、两斤板油。尽管马寅初后来并没有拿出什么“攻击毛主席的炮弹”，但余国柱等人仍然遭到“阶级立场不坚定、汇报材料观点不鲜明”的批评，杨木水其后被监禁17年，直至1979年4月才出狱。
“文革”中总理指示保护马寅初时年80的马寅初因风寒匆匆离开嵊县，先到杭州省立浙江医院就医，被确诊已由重感冒转为急性肺炎。在杭州治疗一个月后，他返回北京，直接住进协和医院。这场大病使他元气大伤，愈后双腿行走不便。3年后，一腿瘫痪，艰于行走，90岁时另一条腿也瘫痪了。“‘文革’开始时，我12岁，在家里的男孩子中算是最大的。爷爷腿脚不便，我们孙辈就承担起收集信息的任务。”马思泽和姐姐马思润曾多次去北大，“在一排排大字报墙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大字报从北大传到社会，贴到长安街上、大小胡同里。马寅初曾不顾腿疾，自己出门看大字报，马思泽和不到10岁的弟弟一边一个，保护着爷爷不被自行车碰到。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城里的动静变得更大了，红卫兵四处抄家，马寅初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未能幸免。住在该胡同1号的著名实业家李烛尘，建国后官居轻工业部部长，虽然本人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家里仍然遭到彻底查抄。“与其等红卫兵来查抄损毁，不如自己动手处理。一天，我父亲马本初下班后，轻轻对爷爷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大人收拾好了需要处理掉的书籍、信件，甚至包括马寅初先生已经写完、尚未付梓的近百万字《农书》书稿。马思泽负责把它们搬到院内的小锅炉去烧掉。“炉膛的火烧了好久，都烧完了，我摸了下暖气片，是热的。”有两件物品在进炉膛之前被马思泽捞了出来：一是1941年重庆大学师生为被囚禁在贵州的马寅初庆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件是新华社当年祝寿时送的一副红绸对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爷爷从北大辞职回家之后，一直很平静。上了年纪的人，不像我们年轻人容易七情上面。烧书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躺在竹躺椅上，静静地看着我们整理，偶尔有拿不准是否需要处理的书会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话。”多年之后，马思泽每忆往事，心里都会隐隐作痛，“爷爷当时在想什么，我无法想象。”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可能是因为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马思泽至今记得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总理去世噩耗的日子，1976年1月8日。“那是一个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通知，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后，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什么话也没说，报纸轻轻地垂落到地上，他就那么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不易控制，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坚决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经很少出门，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压箱子底儿了，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帮他找出来，一层一层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简直是‘塞’进轮椅里的。”马思泽推着祖父在总理遗体前默哀，“他使劲儿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三下。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他坚持要走两圈。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沉默有时，发声有时“文革”期间，马寅初每天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与变化。他极少发表评论，但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态度。“四届人大选举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新闻公布后，爷爷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了贺信，并在当晚用挂号信寄出。”“四人帮”被打倒后，95岁的马寅初高兴地在孩子们的陪护下加入了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他乘坐小车夹在滚滚的人流中缓缓前行，放下四面的车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摇动，与大家一起分享着喜悦的心情。周围游行的群众都好奇地探头往里看，并对这位不认识的老头报以会心的一笑。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十分欣喜，让儿子为他代笔，向党中央写信道贺，“我高兴邓副主席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发达起来。”1978年底，他在报纸上看到陈云恢复工作的消息，又特嘱家人代笔写去贺信。1979年夏，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启动。当年7月25日，时任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登门拜访98岁的马寅初。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当年的新闻稿里这样记录：会见在马老的卧室进行。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正在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中旬，北京大学邀请马寅初担任名誉校长。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儿子马本初代致答辞：“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1979年11月，《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纸风行，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加印至23万册。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从此，长达30年的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变化。身为电影技术高级工程师的马思泽如今只要看到与人口学有关的书籍都会买下来，“因为爷爷的关系，对我国的人口学状况和人口政策的变化有种天然的关注和了解的热情。”“如果当初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建议，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马思泽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起他的祖父，作类似的假设。“历史不能假设。但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进程验证，才能判断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决策者要允许争鸣，不要轻易地说谁对谁错，封杀不同意见。”(参考资料：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彭华《马寅初全传》、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黄安栋《母校之魂----追忆马寅初校长》、余国柱口述、韩兴昌整理《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马思泽《焚书的年代》、马大成《我的小爷爷马寅初》、《谈谈马寅初》等)
马寅初被批始末本刊记者 徐梅 整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解决人口问题，靠节育还是靠革命，变成了一个政治立场的选择自1957年10月开始，费孝通、陈达、吴景超等大批研究人口问题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陆续遭到批判，《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称“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们”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彻底地打垮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粉碎他们的诡计”。1958年4月，马寅初也被公开点名批判。对他和《新人口论》的批判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以至于后人一提到马寅初，首先想到的就是“计划生育”、“人口控制”、“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些关键词。马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团团转”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在对他长达3年的批判和理论围攻中，“团团转”理论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而“新人口论”的观点则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反动”、“仇视人民群众”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对马寅初及其人口观点的政治定性——“帝国主义分子”、“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令人心惊。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靠革命，还是靠节育？“马寅初先生一再强调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要捍卫学术的尊严。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口思想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时候，这种思考可以存在，一旦触及敏感领域，就会带来麻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教授曾参与编写《人口学百年》一书，详细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思想的演变。“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人口众多，则赋税自广”，中国自古以来推崇人口增殖。“人满之患，深可太息”的观念直到清朝末年方才出现。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状，晚清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曾提出“以刀兵消息之”的极端人口控制主张，提出施行严刑峻法，斩杀人口；提倡溺杀女婴，穷人不可生女，富人只准生一女，对男孩数量也要予以限制，“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鼓励出家，并规定“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不准娶妻；助长灾疫，借机减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在彼时传入中国，他的主要论点为：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也即人口增长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这正是贫困、罪恶、饥荒时常发生，人类很难得到幸福的根源。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知识分子都深以为然。梁启超在《禁早婚议》中写道，“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早婚之报。”严复也赞成改变早婚和盲目生育的陋习，提高人口素质，“民愈愚则昏(婚)嫁以无节”，“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造成贫穷和失业的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也传播开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观点被斥为“为资产阶级作辩护”、“反动透顶”，而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不再是一个学术选择，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选择。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人多是个好现象“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阐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失去效力”。1935年12月，斯大林说，苏联每年净增人口约三百万，“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到1950年代，有38000多名生育并抚养了10个以上子女的妈妈被授予“母亲英雄”的称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出版了波波夫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书中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老大哥”的人口政策自然影响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马尔萨斯”成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被取消，人口学课程和研究自然也被封杀了。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的人口主张成为社会主义人口观的绝对经典，“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次年1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避孕药和避孕用具进口。党是赞成节育的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当天的报纸配发了一篇题为《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的评论文章，除了回顾历史、继续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外，文章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们承认在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的”。而在此之前，邓颖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发声，倡导避孕节育。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给邓小平写信，主张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翌日邓小平便给她回了信，表示赞同她的主张，“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当年9月的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邵力子在发言中呼吁控制人口，“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次年，他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加强避孕宣传、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此后，他还自己编印《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称“避孕和流产是市民的权利”。与此同时，马寅初通过对家乡人口增长的3年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实证资料，为他日后的人口政策建议作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并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文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到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马寅初1955年就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问题作了发言，但当时赞成他的人很少，有的代表说，“苏联都不讨论人口问题，我们也根本没有必要讨论这些。”马寅初感觉时机不到，主动把发言稿收回了。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主张写入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以及毛泽东的表态，使得包括他在内的学者放开了胆量，马寅初欣喜万状，“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当年4月，他亲自张贴告示，在北大饭厅为上千名师生作了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1957年他在人代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核心主张是“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这个发言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人口学研究机构——人口研究室。这期间有大量学者公开发表了赞同控制人口的理论文章。
这是哪家的马？正当人口学者们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齐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之春唱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1957年 8月31日，社科院哲学社科部开始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已经在党内形成决议的人口控制思想被彻底推翻，节育问题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计和阴谋。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最高指示一出，人口问题之争彻底变为阶级路线之争。7月1日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质问，“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两年的政治讨伐中，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他毫不客气地说那些针对他和《新人口论》的两百多篇批评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以经常学习”。他坚称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谢绝了周恩来等人“认个错，低一下头”的好意，“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万马齐喑的1960年，他在《新建设》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康生指示北京大学时任领导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他门上去。我们不发动，群众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在他的鼓动和指示下，全国报刊又一次掀起围攻马寅初的高潮。这两场大批判在理论上摧毁了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探索。由于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大好时机，最终如同马寅初先生当年预言的那样，人口过多一度成为了我们的致命伤。自1980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这一生育政策造成的“421”家庭模式，以及生育率不断走低，低生育率的负面效应凸显，使得今天的人口学者分为“主收”、“主放”两大阵营。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对马寅初先生葆有崇高的敬意。
马家儿孙马寅初给后人留下的最宝贵遗产，除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乐观豁达地生活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吴鸣 发自北京和北京一些著名的胡同一样，大规模的拆迁、开发使得东总布胡同早就变了模样。总布胡同位于东单至建国门之间，长安街以北。分为西总布、东总布、北总布三段，全长一千多米。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马思泽熟稔这条胡同的历史。“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向巡逻的清军士兵开枪挑衅，被清军击毙，由此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1919年‘五四’运动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北总布胡同的中段……”建国后，李济深、沈钧儒、李宗仁、张治中、十世班禅、乌兰夫等著名人士都曾住在这里。如今这条胡同只剩下几个院落保留得较为完整，马寅初先生居住过的东总布胡同32号院是其中之一。悲欢离合1949年马寅初到北京参政后不久，陈云安排他在东总布胡同62号(后门牌改为32号)小院安家。“刚开始，就爷爷一个人住在这里。当时他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许多工作要在上海处理，就两地来回跑，家里的其他人则多住在上海。1952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机构撤销，爷爷才开始常住北京。”马思泽的奶奶和父辈，是在1953年后陆续迁到北京的。他的父母亲、伯父伯母、三姑夫妇，以及姐姐和两个表姐，一起住进了这个院子。“我是第3代中第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最后住在这个院子里的第3代一共有8个人。”马寅初和两任夫人共育有8个子女，长子不足一岁时不幸夭折，长大成人的7个子女中头5个都是女儿。马思泽没见过大姑姑马仰班，“1953年我没出生她就去世了。”他的二姑姑马仰曹在英国，二姑父是台湾方面驻英国代表，1949年后一直留在英国。三姑姑马仰惠在北京，后来长期担任爷爷的生活秘书。四姑姑马仰兰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定居美国。五姑姑马仰峰在上海。他的伯父马本寅和父亲马本初是马寅初最小的两个孩子。著名文史学者扬之水的书窗正对马家小院，站在窗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内那栋淡黄色的欧式两层小楼。年过八旬的马本寅和马本初兄弟俩仍住在这里。老人们很少出门，院子里多数时候都安静无声。“我判断他们家还有人住着，每年冬天的时候，都有人运煤来。”马思泽当年给爷爷马寅初烧书的采暖小锅炉这两年才弃用，高高的烟囱成为过往岁月的特殊见证。一直到1960年之前，这一大家子都是同桌吃饭，“餐桌是一个大圆桌，像餐厅里那种能坐下十多个人的大桌一样。”即便是在“新人口论”遭到围攻的那几年，马家关起门来仍然是其乐融融。家里的小孩子，马寅初按照家乡风俗，不分男女统称为“妹妹”。“夏天吃完晚饭，爷爷会拿出一两个西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西瓜乘凉。”1960年前后粮食开始紧缺，“我们这一辈儿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特别能吃。父辈们每天上班，大家回来的时间不一样，有早有晚，凑在一起吃饭不太容易。从那个时候开始，吃饭的单位就划小了。爷爷奶奶在一起吃，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跟他们一起吃。其他人就以小家庭为单位分开做饭吃饭。那会儿也很热闹，到吃饭的时候可能摆三四桌，每桌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会交换一些菜啊什么的，大家串着吃。”热闹幸福的大家庭生活在1969年终止了。当年4月，马思泽的母亲去河南干校下放劳动，“我妈妈是家里第一个离开的，我爷爷那时候行走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拄着一个高木凳，拖着病腿很慢很慢地坚持从房间里一直走到大门口，把我妈妈送走了。”再后来是马思泽的伯父伯母、姑父、父亲、姐姐……“我是那年9月离开家的，去的是我母亲所在的干校。我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5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3岁以下的弟弟们。”1971年，89岁的马寅初写信给北京市委，为马思泽争取到回城机会，家中其他人也陆续返回北京。“全家稍微安定一点，我爷爷就生病了。1972年他得了直肠癌，住院做手术。手术后，他人生的最后10年基本上就是在轮椅上度过了。”
马本初的坎坷命运马思泽的父亲马本初直到马寅初卧床之后，才经周总理批示调回北京。他是马寅初最小的儿子，4岁上学，在马家第二代中天资最出众，命运也最坎坷。抗战最后一年，不到19岁的马本初从重庆大学机械系应召入伍，他的工作是给驻前沿部队的美军陆空联络小组当翻译。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背着一个手摇发电的步话机，在前沿部队的观察所里，为中美混合空军联队的轰炸机提供准确的敌方目标、校准弹着点、评估战果。小组经常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有一次一颗子弹打到我父亲的钢盔上，差一点儿就牺牲了。那个钢盔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开始时才销毁，同时销毁的还有一件珍贵的战利品——一面中国军队缴获的日本太阳旗，上面签满了日本军人的名字，这是我父亲离开军队时，一位团长赠送的。”马思泽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马本初返校继续学业。毕业后拿到两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吊诡的命运却捉弄了他。“因为他中断了一年学业，毕业那年，正好赶上1948年，国民党军队开始溃败，政府也陆续南迁。时局变迁，他遵从父命留在了杭州。”马本初无奈终止了他的留学计划，他也是马家第二代中少有的没有出国留学的，“我其他的姑姑、伯父大多都出国留学了，有的解放前留英留美，有的解放后留苏。”这还只是马本初坏运气的开始，“文革”中，他因为曾加入国民党军队被反复审查，“但我父亲始终认为：‘我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但是我打的不是共产党，我打的是日本人，打的是民族解放战争。’”他一生都没有绕开“辍学从军”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论观点被批判后，他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晚年退休后，他心中仍对命运不公难以释怀。马思泽为爷爷辩护“那个时候，一个人趴下，全家卧倒，”马思泽苦笑一下，“我爷爷和我父亲的问题，也直接对我们产生影响。姐姐马思润在工厂里表现优秀，单位连续两年推荐她上北大，但学校一看她档案，是马寅初的孙女，立马就退回来了。那个时代的标准就是这样，你家庭出身不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能考虑你。”马思泽称自己是在一个“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社会地位又很低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的时候，他“有种强烈的自卫意识”。1975年，他所在工厂的一位副厂长跟他聊天，“你爷爷这个人口问题是因为他岁数太大了，网开一面，不太追究，所以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马思泽回了一句：“这事谁对谁错还得走着瞧呢！”副厂长一下子愣在那儿，“他没想到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那时候正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候，他要是跑去检举我的话，我立马就会被撂倒。”继承马寅初的乐观豁达马思泽从内心里敬重父亲，“他真是为革命做了不少贡献的人，除了打日本人外，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我爷爷已经被软禁在歌乐山，那时候爷爷跟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一些书信都是由我父亲传递的。”但他更希望父亲以及自己这些马家后人能够继承到爷爷的坦然从容。马思泽笑称爷爷是一位“阳光老人”，老人家即便是九十多岁之后也常常给大家制造“惊喜”。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天津人民医院院长、“反动学术权威”金显宅率领医疗小组为90岁高龄的马寅初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后金大夫去病房查问爷爷的病情，金大夫说天津话，我爷爷说浙江嵊州话，爷爷有些耳背，俩人谁也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金显宅年轻时曾赴美留学，遍访欧洲，“他知道爷爷也是留美回来的，就改用英语询问病情。我爷爷马上就听懂了，也用英语回答。”马思泽站在一旁，既惊又喜，“那个情景很难忘，我爷爷九十多岁，金教授也将近七十岁了，两位古稀老人呱啦呱啦在那儿讲英语，反倒是我听不懂了。”“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爷爷该锻炼就锻炼，该做研究还做研究，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消沉的时候。即便是因‘新人口论’遭到批判，人家贴他的大字报，他每周还是会带我们去景山、北海甚至香山鬼见愁走路登山。爷爷给后人留下来的最宝贵遗产，除了认认真真做事情，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都乐观豁达地去生活。”